皇家天文学与民间吉凶书：中国日历在古代社会为什么是危险品？ _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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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魏泓（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
全文共 6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6 分钟
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每逢岁末，很多人开始采购来年的日历。但是你知道吗，在古代，作为日常生活指导手册的日历，是朝廷管控的印刷品。由于它不仅是包含婚嫁农作的吉凶预测，还有驱邪方法和风水指导，而所涵盖的预言性质，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威胁朝廷的安危……
在两张长 90 多厘米、高不足 30 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见下图）。这是一件印刷品。中国在 8 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 877 年，即这件物品的制作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这是一件历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包含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事件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驱邪方法、符咒、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
我们知道制作这件历日的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佛经说，复制佛像或佛经是一件大功德。佛教徒利用印刷术印制佛经是为了自身信仰，当然畅销的经书也让他们获利。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宗教功德。在当时的中国，最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历日不局限于识字的人，拥有很大的市场。手工抄写的历日费时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则能制作出更加便宜的历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数量激增，他们纷纷抓住这个商机。
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制作历日存在政治风险。要认识这件物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与当时政府的关系。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
[英]魏泓著，王东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3月版
这件历日，是介于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例子。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但这种权威不同于统治者或官员的权势。它代表的是另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统治者的更强大。占星术则可以将天上和地下的事件联系起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信仰而言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事件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件可能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统治国家。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称执行“天命”的叛乱者威胁。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成功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起义，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 年官方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包括谶书。
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日历，或结合阳历和阴历“定时”，以决定某一位帝王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并确定一些周期日，或预测天文大事。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用作官方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日历是皇权的象征，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统治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统治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一部未经政府批准的新历，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
传统认为，第一部皇家历法的颁布时间在公元前 2265 年，但现存最早的年历其年代为公元前 3 世纪。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 4 件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13、211、210 和209 年，由木牍制成。木牍是中国在纸发明之前用来制作图书的一种传统材料。这些日历还包含“日书”，即为特定活动提供吉凶参考的占卜文献，以及一部分与占星术和巫术有关的内容。当时，从低级官吏到贵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这种日历。它们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们的随葬又说明了它们对死者的重要性。我认为，它们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这些文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历日。
历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最完整的日历之一，是写在一种更加昂贵的书写材料—丝绸上的。它被发现于中国南方的马王堆三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处于西汉时期。西汉在秦王朝灭亡后，经过数年纷争最终赢得了政权。而秦始皇在统治期间做了一件让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于公元前 213 年下令烧毁秦朝正统思想以外的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在汉代，这些经典通过口头传播被复原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今文经” 。“今文”指的是它们的书体，即秦统一的文字，被人们用来誊写口头传播的文献。但此时其他文献也逐渐被发现，如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的古文经籍。这些经书采用的是先秦书体，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由此，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后者认为古文经实系伪造，伪造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主张提供传统论据。
当时也很流行的另一种文献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原文中的一些隐秘预言，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事件和王朝衰败的解释。今古文之争，还论及经典是不是一种预言性文本。
公元 9 年，西汉统治者失去了权力，此时摄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统治较为短暂。公元 25 年，汉王室重新当权，但由于叛乱他们被迫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成为黄河沿岸的第二个汉王朝都城。经过叛乱，汉王朝的版图缩小，统治者也更加严格地推行正统思想，日书等许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认为是在正统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内”“外”之分。外学文本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组合在一起，从此时开始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日书、生肖书、使用不同占卜方法的占卜书、护身符，以及展示家宅最佳风水布局的风水图。
历日中的风水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P.6
黄巾军起义之后，汉朝衰落，汉朝的领土被各种统治时期相对较短的政权割据。这段时期内，其中一个政权晋在 267 年出台了第一项关于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藏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死刑。然而，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经常有这样的法令出台，这说明禁令并不奏效，同时反映了这类书籍的持续流行。375 年的禁令除限制占卜和预言书外，还禁止了道教文献《道德经》和《庄子》。这项禁令由一位非汉族统治者推行，他试图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从而使他的统治合法化。651 年颁布的唐律也有相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皇权试图控制私人历日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 年，一位中国西南（今四川省）的官员向皇帝奏请：“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当时唐朝统治者随即颁布法令，禁止地方政府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直到 1900 年，都没有私印历日的事件被发现。虽然这些历日经常被翻阅，但只能短暂流行。它们的有效使用期只有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历日就会过时，很可能被丢弃，也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垫、修补经书，或充当“厕纸” 。但 1900 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镇，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藏经洞中发现的数万卷文献大多是佛经，包括当地寺庙的藏书、已故僧人的私藏和废弃的一般宗教文书。其中还有关于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此处讨论的版印历日。许多抄本是当地制作的，从它们和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地占星官员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件历日出现在这里，并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皇家天文学与民间吉凶书：中国日历在古代社会为什么是危险品？】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2
然而，在敦煌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地印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 9 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 。自 762 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宗教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禁止这类文本生产的官员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法律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936 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开发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被反复强调的法律条例（953、958、1071、1080、1202 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除了这件已知来自都城长安的残片，敦煌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 882 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从敦煌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块残片的来源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 834 年。
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敦煌人。从 8 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军队，由此吐蕃于 786 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 848 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汉人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联系依然时有时无。在 11 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敦煌受到回鹘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作者把历日看作一种颠覆政权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官方或正式宗教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社会，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十字或其他符号来签名。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网络产生联系” 。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官方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 。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符号、护身符和咒语，都是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契约等官方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官方世界联系起来，而护身符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联系起来，即灵魂和鬼神的世界。“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
认为科学和迷信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迷信，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信仰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这卷文献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第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信仰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联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事件可能与家庭或政治相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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